作者简介
王寿山，涟源市蓝田中学特级教师，全国劳模。现已退休。
清明时节，春雨绵绵。
我和妻子、孩子们驱车千里，回老家为父母扫墓。
现在，我们就站在父母的坟茔前。青山绿水，苍松怀抱。父母在这里已经长眠四五十年了！然而，在我的脑海里，父母从未离去。他们温暖的慈颜，他们粗糙的大手，甚至于，他们病态的样子……无不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一辈子没有过上一天宽裕的日子，困苦和病痛像甩不开的藤蔓，紧紧地缠绕着他们，一生都没有离开半步。现在，我终于有能力让他们过上舒适的日子了，可他们却早已离世。“子欲养而亲不待”，人生还有比这更令人断肠的事情么？
凝视着父母的墓碑，泪水在我的心头流淌，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仿佛，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向父母讨债的。他们40多岁的时候生下了我，中年得子，又是一个白白胖胖的小男孩，我能想象出他们内心深处的惊喜。然而，他们没能高兴多久，一团阴影就笼罩到了他们的头上。一个堂祖父掐着指头为我算命：“这孩子，八字大。关云长都只有五个‘午’，这孩子带有三个。你们家的坟山载不了哇！”父母连忙问会有什么问题，堂祖父直言：“要么带不大，要么带残疾。”我可以想见，这晴天霹雳般的预言，给父母带来的是何等的惊恐：“那怎么办呢？有救索吗？”堂祖父沉吟了一下，说：“这样吧，我给孩子取个名字。六七里之外，有个‘寿山亭’，供奉的是关老爷。这孩子，就叫‘寿山’吧，求关老爷保佑，‘寿比南山’。”
我绝对相信堂祖父没有恶意，他和我父母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我懂事以后，还记得每年的正月里，彼此都要走动，吃几顿饭。但他一语成谶，我两岁多时，突发了一场多日不退的高烧，经多方救治好容易保住了性命，但还是给我的左腿留下了终身的残疾。从此，我开始了坎坷的人生，父母开始了忧虑重重、担惊受怕无尽期的日子。
仿佛，我的残疾对父母的精神折磨还不够，接下来，我又长满了一头的恶疮。父母背着我到处求医问药，担心会落下满头癞疤。一个农民，当时手里哪有什么余钱？东挪西借，草根熬汤，药膏敷头，治了好几个月，父母心力交瘁，终于将癞疮治愈了。虽然头上没有疤痕，黑发蓬蓬勃勃地长了出来，但仍然留下了后遗症：我常常头晕，特别是晚上，我一觉醒来，突然就感到自己漂浮在一个无比巨大的空间之中，我抓不到任何使我停止旋转的东西，于是大叫：“娘，我晕！怕，怕，我怕啊！”这时，一左一右睡在我身边的父母同时被惊醒，母亲紧紧地搂着我，父亲颤颤巍巍地爬起床去点油灯。一豆朦胧的灯光照着发黄的苎蔴蚊帐，令我恐怖的空洞消失了，然而，我的头在晕痛，全身在颤抖，不能自已。父母流着泪，手忙脚乱地抚摸着我的头脸……
不知是从哪里听来的，用枫树果煮绿皮鸭蛋，能治头晕的毛病。每年秋收一过，放鸭子的人字竹篷便来到村里的稻田间。这时，父母总要千方百计去换几个绿鸭蛋，用枫树果煮了，剥了壳，切成两半，用猪油煎出一面黄，放一点水炝了汤，端给我吃，年年如此。慢慢地，我的头晕病竟然好了。
我灾难不断，4岁那年，我又差一点丧了命。那年冬天，天寒地冻。这天早晨，我去找一个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堂叔玩。经过一块结了冰的石板时，我脚底一滑，掉进了池塘里。我的二婶子去菜园扯菜，见我已经浮到了池塘的中间，只露着一个鼻孔在外面了，她吓得喊不出声来了，只是“吼吼吼”地哀鸣。母亲一听，说：“山伢子刚才出去了，莫不是出事了？”父亲一下蹿出房门，见到了我漂浮在冰面上的棉衣，一下扑进池塘里，将我救了出来。此时，我已经昏迷过去了。他们抱来柴火，熊熊地烧起来，手忙脚乱地替我换衣服，用一个脸盆放在我的肚子上按压。我吐出了几口冰水，终于苏醒过来。见到父亲在一边流着泪，喘着粗气，母亲抱着我在嚎啕大哭，我懂事地安慰他们：“爷，娘，你们别哭，我不是好好的吗？”母亲紧紧地搂住我，又“哇”的一声撕心裂肺地痛哭起来。是善良的二婶子救了我一命，我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我5岁那年，春天的一天，我随父亲去山上扯小竹笋。在一道悬崖边，我看到了一棵好大的竹笋长在竹丛中，便俯下身子去扯，手还没有触摸到竹笋，重心不稳，我惊叫了一声，身子便向悬崖下滑去。父亲正在悬崖下扯笋，听到我的惊叫声，便扑了过来，双手将我接住了。至今，我都无法想象，如此羸弱、多病的父亲，反应怎么会那样快！我从这么高的悬崖上掉下来，他究竟是怎样接住我的。是父亲又给了我一条命，我再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吃食堂饭，每个人都有定量。像我这种几岁的孩子，定量自然不高。我吃不饱，父亲就把他的钵子饭给我吃，他和母亲合伙吃我和母亲的饭。他们都是要下地干活的，饿着肚子，树皮草根就成了他们的主食。为了我的健康成长，父母在做着怎样的牺牲啊！直到1961年，食堂解散，自由垦荒，困难时期终于过去，父母又能吃饱肚子了。
在生产队里，由于父母长期患病，劳力不强。50多岁后，父亲基本上无法下地干活了，一家三口，所分的是基本口粮，白米总是不够吃。我有一个哥哥，是我姨过继给我父母的。他婚后分灶过，拖家带口，日子也很艰难，供父母一点，也不是很多。我上高小的时候，父亲过世。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日子更加艰难。一年四季，吃红薯的时候比较多。母亲用一只小碗，里面放上一点大米，放在红薯上面蒸熟，自己不吃，专给我吃。她说：“我老了，怎么样也不要紧了，你可是正在长身体呀！”红薯吃多了，母亲全身浮肿，手脚上，一按一个很深的坑，老半天都恢复不过来。
我的未来，一直是父母的一块心病。我上学时成绩很好，大概这是我这一辈子唯一能使父母感到开心、快乐的地方。每学期放假前夕去学校接通知书，父亲总是笑眯眯地坐在家门口那条长凳上等着。见到我一蹦一跳地回来，他就故意板着脸问：“今年，考个背篓回来了吧？也好，队里种花生，正需要一个背篓呢！”我知道，“背篓”就是倒数第一的意思，父亲在嘲笑我呢！我自豪地掏出一张奖状，拿出一个盖着大红“奖”字章的塑料壳日记本晃一晃：“才不是呢！我又是年级第一名！不信，你看看这个！”我把奖状、奖品递给他。父亲又故意说：“这成绩，不是抄来的吧？”母亲在火塘边炒着菜，说：“别逗了，我们家孩子，一是一，二是二，怎么会做这样的事？这是他自己发狠争取的成绩。”父亲不作声了，他转过身去，用衣袖拭去眼角的泪花：“唉，不小心，灰尘掉进眼里了。”
那时，老师们到我家里来做家访，总是称赞我聪明、懂事，成绩出色。这时候，父母的脸上就洋溢起幸福的神情。他们会小心地问：“老师，您见多识广，懂政策，像我家孩子这种情况，长大了，能不能够吃上国家粮呢，像当个医生、会计、老师什么的，搞轻快一点的事？”我看到，老师们的脸上不自然起来，他们往往不正面回答父母的问题，而是用诸如“书读得好，总有好处”之类的话搪塞过去。父母的脸顿时笼上了灰色，轻轻地叹了口气，不再提起这个让老师为难的话题。我清楚地记得，有多少个夜晚，父母在床上抚摸着我的病腿，叹着气，流着泪：“唉，哪一天，我们一口气上不来，你怎么办呀？”
这一天还是早早地来了。我12岁时，父亲过世。16岁那年，我正上着高中，母亲也病倒在床，再也爬不起来了。走的那天晚上，我自知母亲已不久于人世，便紧紧地扯着母亲的手，哭喊着：“娘，你不能走啊，我没有衣服穿，我没有饭吃，我晚上害怕，我高中还没有读完……”我多么希望能唤起母亲生的欲念，她能够顽强地活下来，继续陪伴我生活下去。母亲膨肿的双眼里涌出了泪水，她再也说不出话来了。我感到她的手越来越沉重，终于掉落到了床垫上。我扑在母亲身上，大哭起来：“娘！娘！你不能走啊！娘……”哥哥嫂嫂听到哭声，赶了过来，一家人哭成了一团……
现在回想起来，我这一辈子最对不住母亲的，是她撒手西去时，我都没能让她安详地离去。娘受了一辈子苦，遭了一辈子罪，临终都没有摆脱无限的悲伤和无尽的牵挂。我的讨债，一直讨到她离世之时。
母亲走后，我跟着哥哥嫂嫂生活。勤劳、善良、重情的哥哥嫂嫂送我完成了高中学业。
父母体弱多病，这源于他们年轻时艰苦的生活经历。
我的祖辈都是贫农，外祖父家也是一样,都是靠租种地主的田地、靠给村里的工商业地主运矿石的脚力维持生活，吃尽了苦头。父母亲决意用自己拼死拼命的奋斗为儿孙留下一点田产，以免受他们那种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年四季愁吃愁穿的苦难日子。父亲去数十里路外的矿山运矿石，午饭就是揣在衣兜里的几个蒸红薯；母亲没日没夜地在深山老林里为人家剥桐籽，往往一整天水米不沾牙。父亲为了躲壮丁，在潮湿的山洞里蹲上十天半月都是常事。
他们在艰难困苦中省下了每一个铜板，终于在解放前夕，买下了几分水田，一小片山林。但他们不知道，此时，毛主席、共产党指挥的人民解放军的铁拳，已经彻底粉碎了沿袭千年的万恶的封建土地制度，田地即将回到它的真正主人——穷苦农民的手中，他们能分到属于自己的田地了！
听到父母讲述的这些故事，嫂嫂开玩笑地感叹：“要是晓得就要解放了，用这些钱为我们建一栋房子该多好！”当然，这只是个玩笑。父母没上过一天学，是真正的“睁眼瞎”。解放军龙山剿匪，尹立言的兵向柏树方向逃命，来到村里，逼着村民弄饭给他们吃。村民们不敢反抗，但又不甘心招待土匪，于是就煮水豆腐给他们吃，在汤里放上许多猪油。土匪急着吃了赶路，这种烫嘴的豆腐一时吃不下，无奈只好随便扒拉几口米饭就继续逃命了，留下的豆腐大家分吃了。父母一直把这故事当笑话讲给我们听，殊不知尹立言土匪的逃命，预示着穷人翻身的日子就要到来了。我想，如果父母能识几个字，从报纸上知晓一些解放战争的消息，也不至于将自己几十年积攒下来的血汗钱在即将解放的关头还扔到水里去。想到这些，我的心里就揪心的疼痛，发誓子孙后代一定要读点书，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命运，才能改变命运。
可是，为了他们的儿孙能过上踏实的日子，父母的身体完全搞垮了。父亲十分瘦削，又患着严重的肺炎，一直哮喘，佝偻着身子，干不了重活；母亲则是多种慢性疾病缠身，根本无钱医治。他们都不到60岁就先后去世，和早年那令人无法想象的困苦生活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