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的雨，仍在潇潇地下着，寒气袭人。一大团白色的云雾，在山头滚动，似乎马上就要压下来。我没有理会天气的变化，凝视着墓碑上镌刻的对联——

“勤俭高风标千古；诚信懿德播四方。”

“无欲品格高比岳；有容襟怀阔如洋。”

这是刻碑时我自己撰写并书就的，是对父母的为人与品格的准确概括。

我每次回到老家，婶子们总是说我越来越像我的母亲。其实，父母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的思想、品格和个性。

父母辛劳了一辈子，病体沉重，但只要起得了床，他们就要下地干活。父亲终于干不动重活了，就照管着队里的一条牛，放着几只羊。刮风下雨天，也要背着一只竹篮，去山坡上、田头间割草。牛羊吃饱了，草还要放在栏里沤肥料。父亲去世时，我才12岁，他地里干活的情景，我已没有任何印象了。母亲喂着一条猪，没有饲料，猪吃的全是野草，最好的是人不能吃了的烂菜叶，或是秋天挖了红薯之后割下的红薯藤。直到年终，为了让猪长点膘，也喂些红薯给它吃。过年前请人宰了，有个七八十斤肉，卖了大部分，交屠宰税，还一年开销的借款，剩下几元几角，当作来年买盐、买煤油、添置衣服的开销。母亲也偷偷地织些金箱，一毛几分钱一百，卖给来收金箱的人，以补贴家用。我记得，我家的“钱柜”就是衣柜里木板与框条之间的缝隙，家里有余钱时，母亲就将它压在那里，我亲眼见过几张压在这儿的两毛的绿色票子，我还曾偷过一张去“送货郎”那里买了糖果和小朋友们一起“煮灰饭”。不知母亲没有发觉还是她没有作声，总之，我没有遭到任何惩处。家里偶尔能杀一只鸡，拔下的鸡毛、剥下的鸡内金，要晾干了，等待“送货郎”来换些针头线脑什么的。有时，也给我换个红红的“辣椒糖”，我能吸一口停一下让嘴巴甜上老半天。

母亲有一双巧手，能将粗劣的食料做得有滋有味。她在破旧衣服上打的补丁很漂亮，我穿出去不感到丝毫难堪。那时村里没有通电，晚上照明，用的是煤油灯——金属框架，四面嵌着玻璃，中间放一个废弃的墨水瓶，瓶口的小铁片上串一根麻绳灯芯，灯芯通到瓶子装的煤油里，金属框架上面安一个提手。一斤煤油，母亲能用一年。春冬的晚上，火塘里总是烧着木柴，虽然冒烟，但火光能照亮房子，母亲便不点灯；夏秋的晚上，天气炎热需要乘凉，天上有月亮星光，用不着呆在屋子里，也不要点灯。必须点灯的时候，母亲也总是把灯芯调了又调，直到只能发出一丁点儿的光。母亲过日子，就是这么省俭。年终杀猪熬下的猪油，不多，母亲用一个小瓷缸装了，一年的生活，全靠它了。油怎么用，母亲有着周密的计划。煮新鲜蔬菜，如萝卜白菜之类，就少放油；炒咸咸的红薯米豆豉，就适当多放一点儿，否则就无法下咽。总之，油虽不多，但总能一年吃到头。妻子也出身农家，与我家的直线距离也就是200米左右。她虽然没有见过我母亲的面，但她却自觉地发扬了我们家俭朴的家风，精打细算，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有条不紊。我工作后，工资不高，1991年学校集资建房，一些双职工都感到拿出集资款有些吃紧，但我们却没有向别人借过一分钱就把集资款交了。女儿上大学，花费不少，我们也都从口里省出来了。我们坚信，智力的投资是高回报的。女儿也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毕业后在一个国企的研究设计院工作，一切比我们预想的要好很多。

我逐渐地长大了，父母就要我上山打柴，下地捋猪草，也去水田里干些农活儿。我的老家四面环山，每一面山都很陡峭，爬上去不易，把柴挑下山来更难。但我克服着困难，把一担担从荆棘丛中砍下来的湿湿的木柴挑回来。我十一二岁，家里的火炉就不用哥哥供给柴火了。那时打柴的人很多，近处的茅草也都被割光了，要打齐整一些的木柴，要去三四里地远的、少有人去的高山上。暑假里，天气炎热，野外劳动容易中暑，父母亲安排我一早上山，砍下两担木柴，上午挑一担回来，休息至下午四五点钟，天凉了再上山去挑下另一担。这样，我不但为家里解决了柴火问题，省了买煤炭的钱，还锻炼了腿脚的肌肉，强健了身体。记得我14岁时，曾从高山上打回100斤木柴，卖给进驻我村不久的部队，得了一元钱。这是我小时候凭自己的劳力，一次挣到的最大的一份收入。老家的石山上盛产小竹笋。我很小的时候起，就上山扯笋。那时扯笋的人特别多，几十里路外的人都来山上扯，僧多粥少。但我每次上山，总能扯回一大袋。父母们将它们剥了壳，卖给来收笋的人，有时我也自己提到梅子塘、洪源等工人住宅区去卖，多的一季下来，能挣个七八元、十把元。这对家里而言，可算是一笔巨款了。后来，我又学会了一些诸如下水田插秧的农活，并且动作麻利。“双抢”时节，在队里插秧，我往往“打头页”，也就是许多人一起插秧，我插在最前面。而“打头页”，是需要技术过硬的，如果秧行插不直，整个队伍就再也插不直了，甚至影响到这块田的光照和收成；如果插不快，就会影响整个队伍插秧的速度。母亲很骄傲，她觉得自己的儿子虽然腿脚不方便，但还能和社员们一起劳动，也挣一些工分，家里能多分一些粮食了。妻子常说，我能有今天的身体，得益于农村那段宝贵的劳动经历。是的，我的父母虽然没读过书，但他们的眼光是高远的。为了我能在日后的生活中自食其力，他们努力督促我参加各种体力劳动，不仅使我学会了许多的农活，更主要的是磨练了我的意志，强健了我的身体，使我面对一切艰难困苦和人生挑战，内心强大，有勇气去克服它们。

父母亲是中国农民的典型代表，一生诚实守信，不浮夸，不妄言；老老实实为人，踏踏实实做事；宁可亏了自己，也不亏别人。他们常说，一个人，要安守本分，万不可去占别人的便宜。凭自己的劳动得到一斗米，能吃到八升，本分就算守住了。如果硬要吃到一斗二、一斗三，那就是一种罪过，要遭雷打的！正因为这样，父母亲的人缘是极好的。在我们村的15个组里，有八九个组有父母亲最要好的朋友。我小时候，逢年过节，父母都会带我去他们的朋友家聚聚，聊聊天，吃顿饭。有什么红白喜事，他们一定会赶去帮忙料理。父母的这些朋友中，光我叫“同年娘”的就有好几个。我上小学四年级时，我外祖父家已经没有嫡亲的人了。父亲去世后，母亲的几个堂兄弟为了让她散散心，以免她沉浸在悲哀中伤了身体，特意用竹轿子来接母亲去那边住一段时间。我的外祖父家在柏树乡峡口村，坐落在两座陡峭高山之间的狭小谷底。从我家至外祖父家，虽然不足20里地，但需要攀上一座高山，在茂密的山林间穿行一段山路之后，再顺着一条砂石小路，直接向谷底落下去。说是“路”，其实就是一面光秃秃的陡坡上行人踩出来的10 多道“之”字拐，人走在上面，一不小心，就会从山头滚到谷底的。要在这样的路上将母亲抬过去，难度可想而知。两个堂舅抬了母亲在前面走，我就在后面跟着。过了逢仙洞，山路变得十分陡峭，路两旁的树枝罩到了路中间来，空手行走都气喘吁吁。母亲坚决不坐轿了，舅舅们就抬了我走。翻过了十字界，他们又坚持要母亲坐轿，过“之”字拐也没有放下来，就这样一直将我母亲抬回了娘家。在峡口，我们一连住了半个多月。村里各家各户，无论亲疏，轮流请我们母子的饭，纷纷拿出当时最好的东西来招待我们。有好几家，还是出了“五服”的呢！我至今还记得在金堂舅舅家吃到的腊肉的美味：巴掌大一块，黄中透红，咬一口油水直冒，要多香有多香。每吃完一顿饭，母亲总要不好意思地说：“这次回娘家，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大家总说：“哪里哪里！姐，你千万别这么想。平日里进山出山，你家都成了我们的‘中伙铺’呢！”现在想来，父母的为人，是我一辈子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学习到的。

父母对自己的朋友、亲人是这样，对身边的其他人也一样。大办食堂的时候，母亲在大队部的营养食堂里当护理员，伺候村里那些有病的人。父亲则负责照管队里100多亩稻田的水。营养食堂设在二小队阳桂兰的铺子里，我们一家就都住在那儿。那时，村里的生态环境没有遭到任何破坏，屋前小河里鱼虾螃蟹甚多。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的小河港里，有一道小瀑布。瀑布一侧是一块大青石，青石底部有一个不太大的石窠。父亲用石头将石窠的下头堵住。每当夏天涨水的时候，上游的小鱼从瀑布上跳下来，正好落入石窠，并且再也跳不出来，小半天就可以捞出一大碗。鱼捞回来了，父母不吃，全给了住营养食堂的病人吃了。我馋了，父母就塞一条小鱼到我的嘴里，我要有滋有味地品味老半天。他们总是说：“我们身体好好的，孩子呢，有吃在后。这些病人可都是队里的主要劳动力，有了他们才能搞好生产，营养的东西，要给他们吃。”听了这话，我幼小的心里，就有了一个可笑的愿望：快快长大，生点病住上营养食堂，那时，我也能吃得到那些美味的小鱼了。

父亲看水，是极负责任的，生怕出什么差错，给队里造成损失。记得有一次，我们正在吃饭，父亲端个碗蹲在走廊上廊柱间的长凳上扒拉饭粒。他突然看到小河里有一股细细的水流下来，他叫了一声：“不好，哪个堤坝漏水了！”站起身就往小河的上游跑。母亲急得在后面喊：“你先把手里的饭碗放下来呀！”父亲随手将碗丢在河堤上，又急急的向前跑去了。我走过去，将父亲的饭碗捡了回来。今天回想起来，父亲当时端着饭碗已经跑出数十米之远了。

父母亲经常教育我，人要懂得知恩图报。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亲子之间，谁都不欠谁的。别人对你好，你一定要牢牢地记在心里，有能力了，一定要回报。在我的记忆里，父母经常向我叨念的恩人，第一个是廖区委。廖区委名叫廖鹤林，是一个国家干部，和我的一个同为国家干部的堂叔关系很好。据说我刚生下来时，肥头大耳，白白净净，煞是逗人喜爱。堂叔一家对我们都很好，他的母亲郭氏，我叫她“坳上妈”，感情和自己的亲祖母一样。我出生以后，母亲时常抱我在堂叔家玩，廖区委来了，不管我是否正在地上滚得一身是灰，他都要把我抱在怀里，笑嘻嘻地逗我：“小地主，怎么成了‘灰蛄牛’了？呵呵，我这么喜欢你，你都要在我身上尿尿？叔叔在这里可没有衣服换呢！”母亲见我闯祸了，连忙过去接过我，手忙脚乱地替廖区委擦拭衣服上的尿迹。廖区委说：“我来我来，童子尿，贵如金，留在身上，我还有官升呢！”两岁多时，我得了那一场给我一辈子带来无穷困苦的病，廖区委急得和我的家人一样，他和堂叔从微薄的薪水中拿出钱来，给我买中药。母亲常说：“要不是廖区委和你叔给我们摘了那么多药，你哪有今天的身体啊，只怕路都走不了了。廖区委我们多年见不上了，也不知他现在在哪里做事。你长大了，一定要找到这个大恩人，好好报答。娘是没有这个能力了，这恩，只能你自己去报了。”我把廖区委这三个字牢牢地记在心里，但直到1983年，我民办教师转正时，才打听到了他的消息，此时，他正在涟源县农业局当局长。我和妻结婚时，一起去给他送过喜糖；他病了，我和妻一起去看望过他；他去世以后，我去送葬。望着他的灵柩被上千人簇拥着走出市政府的大门，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恸，眼泪泉水般地往外涌：一个于我有大恩的人，就这么走了，永远回不来了！我再想报答他，也不可能了。我无法再为他送行了，捂着脸躲进了新一佳广场……

父母亲在我的耳边叨念的恩人，还有竹花婶、湘辉婶等好些人，甚至还有一个不知姓名的要饭的女人。母亲生下我时，已是40多岁，生活又一般，没有了多少奶水，母亲就抱着我到处讨，哪家女人生了孩子，正在哺乳期，她总能打听得到。竹花婶离我家很近，人也非常热情，每当母亲抱我去讨奶的时候，她总是搂起衣服就给我吸。有时，她的儿子正含着乳头呢，她也将奶头从儿子的嘴里扯出来喂我。我也特别能吃。一次，一个要饭的女人带着个小孩来到了我们家，母亲给她盛了一碗饭吃。几个月大的我也许看到她胸部鼓鼓囊囊的，张开手就去抓。女人见了，知我饿，马上搂起衣服来喂我。就这样，这个要饭的陌生女人，也成了我的乳母。我工作以后，生活过得去了，每次见到竹花婶，母亲的话又响在我的耳边，我就要掏一点零钱送给她。这次回老家，我又为几个健在的乳母奉上了我的一点小心意。

母亲特别尊敬老师，老师们对我也都是特别的好。我至今印象特别深刻、值得我终生感激的恩师就有启蒙老师李月容，四年级老师龚瑾瑜，高小老师李振湘，初中老师肖馥梅，高中老师陈觉民、邹铁如、吴兆林等等。我家里比较贫困，但母亲总是留着一点“好东西”如一碗南瓜籽、一盘花生米等等。老师来家访，她就拿出来招待。有时长久没来，这些东西就收到发霉。父母知恩图报的品格，深深地烙入了我的骨髓。